原告曹某與被告鐘某系朋友關系，鐘某因做生意需要資金周轉，于2016年11月7日、2017年1月1日分兩次向曹某借款人民幣93萬元，鐘某于最后收到借款之日向曹某出具了借條，并口頭約定2個月歸還，不計利息。之后鐘某共償還了20萬元本金，曹某多次催要余款未果，遂向法院提起訴訟，請求法院判決鐘某償還93萬元本金及利息，利息按口頭約定的月利率2%從2018年1月1日起計算。

     鐘某則稱沒有實際發生借款，其所付的20萬元實為他替曹某向參賭人員收回的部分欠款。曹某當庭陳述他向鐘某支付93萬元為現金交易，但在庭審中及庭審后，曹某均無法說明其大額借款來源，并無法提供相關的銀行交易流水明細。鐘某在庭后向法院申請了兩位證人作證，以證明與曹某之間未發生實際借款，訴爭的款項實為解決其所經營的麻將館糾紛，被迫出具的借條。

     法院審理認為，民間借貸合同是實踐性合同，出借人要證明民間借貸合同成立與生效，除了應提供借條這一直接證據外，還要證明其確已支付了借款。

     本案中，曹某稱出借資金來源于一朋友提供的現金，自己家里現金幾十萬元，但不能向法院提供出借資金的銀行流水和其他證據，稱都是現金交付，僅有一證人證明在場。鐘某抗辯借貸行為尚未實際發生并能做出合理說明，并有兩位證人輔助證實。

     人民法院應當結合借款金額、款項交付、當事人的經濟能力、當地或當事人之間的交易方式、交易習慣、當事人財產變動情況以及證人證言等事實和因素，綜合判斷查證借貸事實是否發生。對負有舉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提供的證據，應當符合“高度可能性”的標準，當事人未能提供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其事實主張的，由負有舉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的后果。

     曹某僅以鐘某出具的一張借條主張與鐘某存在大額的借貸法律關系，證據不足。據此，法院遂駁回曹某的訴訟請求。